仁青说：“我划过的那些死人全在这表格上。这是他们的名字。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家人给我的钱。想给多少都可以，五块，十块，二十块，给得最多的是五十块。没有钱也行。没有钱我就画一个圆圈。我为什么要做这个表格呢？我是要记住这些人。这些钱我也不用在自己的身上，我有的是工资(其实就两百多元)，所以我把一部分钱送给那些一无所有的穷人，把一部分钱拿去修转经堂。”

     有意思，就绘制表格这一点，可以看出仁青还是没白当国家干部，不然一个纯粹的牧民恐怕只会靠绳索或者别的原始手段来记事了。我很感动，由衷地认为仁青的的确确在不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

     留在乡政府为我们做晚饭的丹泽在叫我们。想不到除了土豆丝，竟还有他和曲扎在半路上采摘的松茸，与红烧猪肉罐头混在一块烧，好吃得不得了。

     反正都是生命的血仁青与我们共进了晚餐。虽然他身上的异味依然不散，但我已经能够做到像曲扎和丹泽那样不在意了。屋子很小，除了一张摇摇晃晃的桌子和四根摇摇晃晃的长板凳，一个可以熬茶做饭的钢炉和满地堆放的木柴，别无他物。那桌上还有一架*的电话机，是那种老式的摇把儿的电话机。这屋子是乡政府的会计室。别看只是一个乡政府，可五脏俱全，什么妇联、团委、计生办、人武部样样都有，但都铁将军把门，一个人也不见。前面说过，乡干部都去做松茸生意了。屋外，几个穿袈裟的扎巴在打篮球，他们都是附近寺院的僧人，被叫来暂时代管乡政府的日杂事务，还揣着几个办公室的钥匙。我笑道：“这岂不是夺权了？”

     当然，乡里还有一个正式的值班人员，名叫格桑贡布。我不记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干部了，这是因为他的外表、他的言行实在太有特点了，我至今一想起他，就想起他满头乱蓬蓬的卷发，黝黑的脸上一双像牦牛眼睛那样的大眼被酒精烧得通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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