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从稻城开往康定的客车在崩坡寺附近的公路上被中格喇嘛拦住。中格喇嘛把我的背囊塞到车上时，还在我的衣兜里塞了一样东西。我想要看，他说现在不能看，等会儿再看，是一种“琴典”(藏语，法药)。当望不见半山上崩坡寺绛红色的房子时，我取出一看，竟是一张50元的人民币。我差点流泪了。要知道，中格是一个清贫的喇嘛，他显然是把我当成了一心朝圣的香客。

     但这辆客车只把我送到了雅江，原因是曲扎的几句话引发了我的好奇心。个子很高、头发很卷且有一双黑眼睛的英俊青年曲扎说：“你想不想认识‘刀登’仁青？我可以带你去找他。”“‘刀登’？这有什么稀奇，”我不屑地说，“我从拉萨千里迢迢到康巴，不是冲着一个‘刀登’来的，拉萨有的是‘刀登’。”我还没好气地补充了一句：“你以为我像那种喜欢猎奇的内地文人吗？”曲扎憨厚地笑了：“这个‘刀登’跟其他的‘刀登’不一样，他还是个党员呢，还是畜防站的站长。”

     后来，在柯拉乡畜牧防疫工作站(其实只是一间低矮的小屋)，仁青热情地给我端来一碗热乎乎的酥油茶，我素来灵敏的嗅觉捕捉到一种并不好闻的气味，只好接过茶顾左右而言他。恰好，用木板拼接的墙上贴着一张毛泽东的画像，而在仁青那铺着一张薄毛毡的床头，两大把刚采摘的野花怒放着，供奉着一尊端坐在被哈达环绕的木匣子里的释迦牟尼塑像。仁青对我提出关于他的信仰的复杂问题作了十分轻松的回答并哈哈大笑，这一笑也就忽略了我悄悄放在桌上的酥油茶。我到底还是一口没喝，因为我心里其实还是在意他的*师的身份。

     那时候，曲扎是县宗教局的副局长，因此让乡里派马来接我们是一点儿也不麻烦的事情。不过也有一点儿小麻烦。本来曲扎的命令可以通过电话下达，但正逢收购当地最能挣钱的特产———松茸的季节，柯拉乡政府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不在岗，纷纷跑去当松茸贩子，以致整个柯拉乡惟一的一台电话机空鸣不已。无可奈何的曲扎只得把他的十万火急的鸡毛信通过口信传递了出去。这一招很奏效。看来藏地的乡下还是古风犹存，更适宜过去那种用快马、信使将无数驿站串连在一起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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