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权,让汽车租赁公司之间竞争,通过市场化的机制,提高服务质量。”
“我们既不是很‘轻’(仅仅有一个线上平台)又不是很‘重’(没有车辆),而是介于轻重之间的混合模式,我们不想仅仅成为利益的附庸者,而是想成为链条的主导者、市场的控制者,这样才能将商业价值最大化。”周航总结说。
“社会化”打车
在租车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市场,那就是打车。
“国外是买车成本低,打车成本高,因此租车是有竞争力的;国内恰好相反,因为人力成本低,所以打车成本低,比租车更有竞争力,所以我选择了社会化打车这个方向。”
2012年初,在阿里巴巴有着七年从业经验的程维杀入移动互联网领域,带着几个兄弟开发了嘀嘀打车。
嘀嘀打车的商业模式是,用户从APP中通过录音的方式下单,说出所在地和目的地,系统自动匹配附近的出租车。如果有出租车愿意接单,APP会立即显示司机资料、所在位置和到达所需时间。
嘀嘀打车可以自动定位用户的位置,自动匹配周边车辆。
“我们刚刚与十几家出租车公司签约,目前在嘀嘀打车中已经有上千辆出租车了。”程维介绍说,签约后已经给每个司机做了专门培训,并给他们的手机安装了嘀嘀的后台APP。每次叫车,用户需要多支付3元,嘀嘀和出租车司机各得1.5元。
程维承认,嘀嘀打车并不能解决高峰期的打车问题,“这不是一个公司能够解决的事情”。“我们主要是想解决夜间等非高峰时段或者偏远地段打车的问题。在这些地方,乘客很难打到车,出租车又很难找到客人,有的出租车每天因此空驶100多公里,这就是需求。”
谈到拒载,程维说,那些拒载的司机可能已经工作了十几个小时,马上要回家了,如果你要打车到相反的方向,他们当然会拒载。“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撮合与他回家方向相同的乘客。”
摇摇招车也是较早进入社会化打车领域的创业公司,CEO王炜建给新浪科技算了一笔帐,北京有6.7万辆出租车,每辆车每天大约有30个订单。假如社会化渠道的订单数量能够占到一半,每单收3块钱,那么仅北京一座城市,就是每年超过10亿元的大市场。
不过,他也坦言,社会化打车模式初期并不好做。“我们现在有1000量出租车,很遗憾,成功率并不高,大约只有50%~60%。因为用户和车辆都太少了,需求匹配的概率很低。这个模式想要走通必须要坚持,当车和人的数量都上来之后才能有更好的体验。”
“浅灰地带”
“我搭车”是另外一种出行APP,它通过撮合车主和乘车人,试图搭建一个搭车平台,提高汽车的利用率,挖掘汽车空载的剩余价值。
但是,让“我搭车”CEO王一禾郁闷的是,他与易到用车都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政策风险。
“由于要考虑到出租车公司的利益,代驾服务一直处于政策的灰色地带。”易到用车CEO周航透露,国家并没有明确说代驾可以做,也没有明确说不能做,但是需求非常旺盛,现在国内的上万家租车公司几乎全做代驾服务。
周航笑着说,如果没有代驾服务,一年一度的两会可能都会遇到麻烦,因为他们使用的全是代驾服务。
为了合规,易到用车的解决方法是“租车的租车,租人的租人”。也就是说,易到用车先与汽车租赁公司签署租赁协议,再与劳务公司签署劳务合同,相当于签了一个三方协议。对用户来说,易到用车是个代理方,同时代理了租赁公司和劳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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