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百无聊赖地坐在书桌上呲着一片面包——坐在桌上可以更好地眺望窗外的夜色。刚下了一场雷暴雨，到处是沾湿的雾，吸足霓红灯轻佻的颜色仍然沉重得可以砸死人。我们这座城市刚刚成功地申请到了“全国优秀旅游城市”，为此，在河对岸我的眼及处盖了一些放之于全国而皆准的寺庙，照例一溜琉璃瓦的屋顶，照例在门口安排了售票兼织毛线的中年妇女。如果在影壁上加块玻璃镜，放眼望去就是一间星级公厕。上头来评估，市里要求我父亲的学校组织学生前往各景点冒充港澳游客，有老师提出这样作假会误人子弟，有违为师之本。结果领导认为很对，放了学生，把老师们拉出去了。在当地的电视新闻上看到港澳游客身份的父亲，戴着一顶小凉帽，跟着一票同行到处转悠，好不快活——他们放了一天假。除了修旧如新的景点外，市里还把旧城区装饰了一番，古巷里墙上门楣的雕花整块铲去，打磨平整，涂上五彩缤纷的油漆，美其名曰“步行街”，社会进步的成就之一就把繁复细致的装饰或情趣逐一去掉，恢复简明扼要。这似乎也很有道理，因为繁复的装饰和填满细节的生活不但需要一堆时间来创造，同样需要一堆时间来欣赏，我们的社会对时间的分配空前地平等了——都越来越少。所以，在我有着一大把的时间可以挥霍在恣肆的玩闹、有意无意的破坏和不着边际的梦想的时期，这座城市自然也不是现在的样子。

　　那时，那些小巷狭窄曲折，地上的青石板缝里春天会冒出些小草，两边连绵不断的是两人高的宅门，门上嵌着铜环，或是精致的莲花，或是呲牙的兽头。门外还有圆木的栏栅，已被人手摸得溜滑。窗都很小，上面常放了一盆太阳花，从春到秋都独自开着。窗里偶尔会传出“衣呀”的粤曲小调，墙上门楣的雕花繁简不一，有折枝花、缠枝花，有戏曲故事，也有山水，边上有题记，落款——“李某”、“张某”。有时可以看见门楣上书“陈宅”“容宅”显然是大户人家。我还见过被风雨冲淡了的“学大庆，学大寨”标语的痕迹，毛泽东的头像。这里充满了细节的乐趣。我自小朋友就不多，初中、高中时的星期天就花在分辨这些东西上。

　　我的家并不在这些小巷里，它在山顶上，以前是法国公使馆的一部份，我们住的时候，已经成了一个大院，有好几户人家，我们那一间在尽头，有一个当时罕见的小阳台，阳台边上触手可及的就是青瓦的屋顶和斑驳的山墙，上面一丛丛的风雨花，在春夏的阳光中摇曳。房间是木地板，每一个木节都被磨擦得油光发亮，我常趴在窗台上看外面屋顶上的花，还有再远一点的青葱的树木，山顶上有风，树木总在哗哗地响。有时我会让外婆停下手中的活，给我画个刘三姐，她就画一个女人，有着巨大的发髻竖在头上，以至于我觉得她更象兔女郎，再画上斜襟的衣服，扎上小围裙和宽褪裤子，手太难画，省去不画，脚也省去，衣襟上的花纹繁琐，也一并省去。她的画功着实拙劣。我的工作就是把这些东西重新画上，多美的细节！我的外婆任何时候都漂亮，现在，她一头的白发，也仍有人说她的白发漂亮。我虽然一直对她的罗嗦不满，但我爱她。

　　外公很久以前就不在这里住了，文革时他被揪出来批斗，一口好牙都被敲掉了，外婆被迫跟他划清了界线。文革后，他轻易地原谅了敲他牙的红卫兵，却不原谅他妻子，我印象中他总严正端方、信仰坚定的，爱我的方式就是跟我谈心——谈学习，谈理想。有一次他借了我的自行车兜了一圈，突然两手放开车把，我被他绝无仅有的调皮惊得口瞪上目呆，他骑到我面前停下来，甩下一句“我还行！”扬长而去。退休后，他终于搬回家往了，我每星期去看他，他就提个袋子踱着方步出去买咸干花生，因为相信国营商场的缘故，他买的花生总不新鲜，我们抗议了几次，他也立志改革，尽可能为我们搞好花生，可试了几次，均不成功。他去世时我不在身边——他不让人告诉我，怕“影响我学习”，我只赶上他的丧礼。丧礼上人们哭作一团，只有两个人没哭，一个是我，一个是外婆——她一直挺身静坐着。我则似乎没有太大的悲伤。丧事后一星期我仍旧回去看外婆，她在柜子里到处找招待我的吃食，只找到一盒花生，我吃了一颗，仍旧是涩，不新鲜。那天在骑车回学校的路上，新兴三路上空无一人，我在路灯切割出来的光影间大声地抽泣。

　　那段时间总是温软、漫长而模糊的，只有一些片段让我觉得它异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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