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5月，两个在深圳从事IT业的年轻人刘磊和帅学军，厌倦了单调而刻板的生活，辞去了工作，告别了家人，决定前往伊拉克寻找新的机遇。他们穿越约旦与伊拉克交界的“死亡公路”，踏上了那片硝烟尚未散尽的土地。迎接他们的不仅仅是伊拉克特有的热浪，还有一次次的爆炸和袭击，死亡的阴影就徘徊在他们身边。他们勇敢地在“死神”脚下开了一家中国餐馆，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赚了数百万元人民币，并写出一本书《在死神脚下钱》，讲述了他们在伊拉克的历险故事和种种遭遇。

　　1来之不易的签证

　　2003年5月30日下午5点，我完成了琐碎庞杂的工作交接，彻底结束了我在原单位的工作。研发部的同事小帅，抽空跑来和我一起在吸烟区狠狠地抽了两支烟。我在他的注视中，默默地走出了位于深圳高新技术园区的R2栋大楼，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既有怀念、失落的感觉，又有放飞的兴奋。从这天起，我彻底结束了打工生涯，命运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从工作中解放出来，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进入伊拉克。当时在很多人看来，这确是一堆茫无头绪的乱麻——我最开始咨询的几家代办签证的旅游公司都对此事表示茫然——“伊拉克？没做过啊！”是啊，有人去伊拉克旅游才真是见鬼了！

　　后来还是战争开始时，记者给我指明了路线——既然萨达姆政权已经被推翻，那么只需取道约旦或者叙利亚找机会进入即可。复杂的事情变得清晰起来，于是再去咨询，约旦签证大概需要四五千元的费用，而且不一定能办下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看来只有靠自己了。

　　为了取得约旦的签证，我首先打电话到约旦驻中国大使馆申请。对方说，需要来自约旦的邀请函才能给批签证。

　　为了这个邀请函，我上网查询了多家约旦企业、厂家、展会，但结果都令人失望——在多次碰壁后，2003年的“五一”长假结束时，我给中国驻约旦大使馆打电话求助，看能否帮忙委托约旦有中国背景的企业，代发一个邀请函。

　　中国驻约旦使馆的徐参赞叫我发一个详细的传真去。我当时非常高兴，感觉终于有戏了。令我感到惊奇的是，中国驻约旦大使馆的效率非常之高，仅用了两天的时间就给我发回了邀请函——邀请单位公章赫然便是中国驻约旦大使馆，大使馆函邀某电讯公司代表刘磊到约旦进行商务考察。

　　我把这张邀请函连同护照，一起快递至北京的约旦驻华大使馆，我在5天后就收到了回件——打开一看，我的签证！

　　在我拿到约旦签证的时候，已是5月中旬了。此时恰逢“非典”肆虐，我呆在家里，做着最后的准备。就在这个时候，外电记者开始报道说：由约旦进入伊拉克的边境被美军关闭——因为战争未结束，记者被滞留。

　　这对于即将踏上征途的我来说，显然不是个好消息。未思成先思败——如果，等我抱着侥幸心理到了约旦，却被滞留在那里可不是什么意外的惊喜。于是，我给自己制定了第二条路线——叙利亚签证，这样的话，双保险中任何一环出了问题，都能保证我还能顺利进入伊拉克。

　　5月底，我采取同样的方法，联系了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馆，可惜同样的方法未能再次奏效。无奈之中，只有给叙利亚驻北京大使馆电话申请。那次通话中，我说希望去伊拉克渴望能给予照顾。

　　叙利亚大使馆回复说：大使馆没有资格批签证，需要内政部审批，但是大使馆可以代为转交申请材料。不过时间周期可能会很长，也许一个月，或者干脆就不批。

　　再渺茫的希望也比没有希望强，我决定努力不懈。20天后，叙利亚驻华大使馆打来电话通知我，叙利亚内政部已经批了我的申请。我高兴之余，打了个电话请北京的朋友帮我代办。没两天，叙利亚的签证也寄到我手里了。

　　2003年6月中旬，两个签证，仅仅用了300元的签证费就摆在了我的面前。即将踏上征程的我，想起这两个签证若是经代办倒手的话，一定是喊出上万元的天价，一时间，心中充满了得意。

　2在约旦的遭遇

　　2003年7月12日的出国之行对我来说，是人生的一场远征。在短短的一天内，我从香港出发，经由泰国曼谷，阿联酋迪拜，卡塔尔首都多哈，最后在巴林首都麦纳麦度过了出国后的第一个夜晚。在那里，我得到了一个有效期只有24小时的临时签证。次日，进入约旦首都安曼。至此，长途旅程告一段落——站在安曼的街头，我似乎已经能感受到最终目标伊拉克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气息就在身边飘动。

　　从约旦首都安曼机场一出来，顿时感觉空气的味道都不一样——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在巴格达高达60℃的气温煎熬之下，才开始深深怀念安曼地区清爽宜人的气候——不过在当时，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从机场出来，两眼一抹黑，按照事先的计划，我和小何两个身在异乡的游子第一个目标就是娘家——中国驻约旦大使馆，在申请签证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了接触，这下也许还能遇见熟人呢。

　　约旦人口中，约有七成是巴勒斯坦难民，因为这个原因，安曼整个城市风格看起来比较破败，人民生活水平也偏低。尽管如此，我们初来乍到不知深浅，还是不敢贸然直接打车，只是乘坐机场大巴来到市中心—阿布打里汽车站，然后再转乘出租车。

　　总体来看，约旦人受教育的情况比较好，10个人中能找出5个用英语和你交流，虽然水平参差不齐，但是加上双手比划和表情，一般的交际也能应付了。就是靠着这样的交流，我们打车来到了位于拉比尔区梅色卢恩大街10号的中国大使馆。

　　根据在国内的习惯，我比较相信国营招待所，身在安曼，中国大使馆招待所自然是我们的首选，但是令人意外的是太贵了。中国大使馆招待所收费高达80美元／夜，这种消费水准根本就不是为我们做小生意的预备的。万般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和大使馆的人草草聊了几句，问了些当地和伊拉克的一些情况，然后匆匆离去，寻找在安曼的落脚点。

　　从大使馆出来，我们有一种被娘家抛弃的感觉，我和小何都有点丧气，不愿多说话。加上之前的经验发现约旦打车并不太贵（从市中心到大使馆花了两个J．D——约旦第纳尔，约合人民币24元钱），于是就又拦了辆车，委托司机带我们寻找旅馆。

　　这次找的约旦司机，是个皮肤很白的胖子，他为人非常热情，友好，见了我们亲爱的中国人民就热情地招呼“哈比比”（亲爱的），上来和我们拥抱。而且这个老兄不顾自己的英语水平很差，非常热情而又勉为其难地和我们展开了积极的交流，我们真的要感动死了。这样热情健谈的出租车司机，我们以为全世界除了北京就没有了呢，没想到千里之外，小小安曼城里的一个普通巴勒斯坦难民出身的司机竟然扭转了我的偏见，让我认识到真是处处有亲人啊。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老兄的热情其实并非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占主导，而是拜金主义思想在作怪。短短的20分钟路程后，我们感觉还没有市中心到大使馆的两个J．D的路程远，我们寻到了一家还算凑合的旅馆。临下车，我掏出了5个J．D给他，还善意地表示，剩下的就作为帮助寻找旅馆的小费。

　　白白胖胖的约旦司机双手捏着我递给他的5个J．D纸币，翻来覆去地看（我们后来才知道这小子在装蒜）。我以为是善良的约旦人民觉得我给多了，还上前和他比划：“剩下的，给你，小费！”

　　这下白胖子该是听懂了，面色马上一变，把钱收起来，看着我说不够。我大吃一惊，掏出一把钱来想和他比划：“你要多少？”没想到他一边十分主动地从我手里抽出一张十J．D的纸币，一边比划，这才够了。然后趁着我们愣神，发动汽车，溜了。

　　说实话，我和小何两人，当时还未能从和巴勒斯坦兄弟亲热的“哈比比”关系中转换过思维就被抢走了15个J．D，合人民币200元的样子，心里实在憋屈。等到后来住下了，收拾停当，洗完澡后，再想这个事情，越想越不对，越想越憋气。小何提议，晚上反正无聊，不如去找个公道。

　　如果当时要换在其他国家，人生地不熟，为了一点点小钱去找人晦气，我们是没有那么大胆子的，不过约旦不同。早在初抵安曼的时候，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们，约旦治安非常好，关于治理小偷强盗的法令相当严厉，大概是保留了古老的阿拉伯法律中砍手砍脚的传统，因此约旦基本没有小偷强盗，甚至可以做到夜不闭户。不过挺遗憾的是，大概是阿拉伯法律对骗子没有什么限制。

　　我和小何一边在安曼闲逛，一边寻找警察局。安曼的市场，被数量庞大的中国货占领着八成左右的份额。不过令我感到不是那么光荣的是，充斥在约旦市场上的那些中国货技术含量都比较低，质量水平都比较差。我买了一瓶中国造的洗发水，挤出来的东西基本是悬浊液——溶质和溶剂根本就没有混合，像消化不良的稀屎，闻上去一点香味都没有，只有一股塑料的臭味。结果我用也没用就把它扔进了垃圾箱，不知道这种东西，约旦人民是怎么往脑袋上倒的。

　　后来，我们历经两家警察局的推诿，终于找到了一个秃头警官负责受理我们被骗的案件。多亏了白胖子司机一路的热情，他塞给我们的一张联系名片成了惟一的线索。我们拿出名片请警察帮忙寻找这个无良司机。秃头警察一开始不想管，后来禁不住我们的坚持，拨打了一个电话，用阿拉伯语谎称要车，把司机骗出来，警察设伏在一个商业区。结果没多久那个财迷心窍的小子就出现了，刚一露头就被抓住。他的脸色本来是很白的，这一折腾，给吓得通红。

　　到了警察局，秃头警察询问了情况之后开始调解，态度上明显地偏袒他的司机同胞。他向我们解释说，人家替你们找了旅馆，这个服务费就不好说了。多要的这个钱，只有法院有权判给你，这样的小事法院半个月后就可以开庭，如果需要律师的话我有一个亲戚是做这行的。你们考虑一下是法院解决呢，还是和解？

　　我们出门在外，人生地不熟，壮着胆子来找茬还是大使馆告诉我们约旦人老实才敢干的，哪里禁得住约旦警察这么一吓唬，于是只有同意和解，惟一的要求就是叫那个司机写一封道歉书。这个小子英语勉强能说两句，但是写起来就抓瞎了，不得已，只好再退一步，让他用阿拉伯语写。如果他写几句话骂我们，我们都不知道。

　　道歉信写完了，秃头警察看过觉得没问题，又问我们的意思。我们想着，中国人民来一次不容易，讨个说法就算了，老缠着退钱显得不够大方，于是大度地挥挥手，告诉他们，钱就算了，认识到错误就是个好同志。

　　谁能想到，那个骗子司机还真是厚颜无耻，眼看没事了，脸色又由红转白，一脸热情的微笑，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要过来和我拥抱“哈比比”。当时把我都气坏了。

　3进入巴格达

　　来到约旦的第一天就碰上了个骗子，好在没有什么损失，算是个小小的插曲。第二天早上，我就开始想法进入伊拉克了。

　　当时伊拉克战争已经结束，边境关卡不复存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看得见的困难，而是一无所知。这趟旅程，并无任何官方性质的背景，充其量不过是一次商业探险。两眼一抹黑的我们要“渗透”进巴格达，只有两个基本要求：1.少花钱；2.安全。

　　我最初的想法是找联合国救援组织，搭乘他们的便车进入伊拉克，主要原因就是有个宏大的官方背景，被匪徒袭击的可能性比较小，没准运气好，还有美军装甲车辆武装护送呢。哈哈！既不花钱，又安全。

　　不过在安曼转了一圈我才发现，这里的联合国办公点比深圳的发廊还多，但大多数都是针对巴勒斯坦难民服务的。我们跑去连英文带比划地和人沟通一番，才发现人家根本不管伊拉克，只得失望而归。后来是一家服务点的工作人员好心，指点我们找到了一家负责伊拉克救济事务的联合国工作服务点，但是我们走上前去表明来意时，却遭到了严词拒绝。出于安全考虑，车队拒绝外来人加入。大概是怕我们中混有恐怖分子卧底，渗透进车队搞破坏。

　　这样连续碰壁直到第三天，我们还是回头找娘家中国驻约旦大使馆。大使馆的秘书悄悄告诉我们一个消息，新任大使孙必干先生正筹备去伊拉克考察复馆重建工作，三天之后即可成行。因此，我们可作为战后第一批进入伊拉克的中国人，和孙大使一起进入巴格达。

　　落实了这个消息，我和小何心里感觉有了着落，这才有心情观察起周围。约旦的天气十分凉爽，空气干燥、舒服。日后我们多次往返约伊两地，迎来送往，有很多机会在约旦逗留，伊拉克的天气，实在不适合人类居住。

　　我们在约旦的短暂逗留期间，也不是没有收获。我们打定主意瞎逛，没想到逛了一天就觉得无聊，问出租车司机，在安曼可有中国人可以介绍给我们认识一下。不知这个司机是否误会了我们的意思，非常狡黠地笑了一笑，给了我们一个中国女子的名片。就这样，我们认识了在安曼的中国女人玛利亚。

　　我们按照名片上的号码打电话过去，告诉对方我们是中国来的，这两天比较闲，想找中国人聊天。对方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玛利亚是一个中年妇女，非常高，非常胖，保养得很好。我们一起吃饭，聊天，度过了愉快的两天。

　　我一直不知道玛利亚是做什么职业的，而当初约旦司机把她的名片给我的时候，那个狡黠而暧昧的笑，更是让我费解了很久。

　　在玛利亚的房间里放了很多年轻女孩的照片，有很多是和阿拉伯人的亲昵合影。她介绍说，这些小妹妹是她从东北带来的，但是她并没有向我们引荐。

　　到了第五天，我们要出发了，大使馆给我们找的包车是250美元一趟。之前玛利亚替我们找到了150美元的车，我们没敢坐，谢绝了她的好意。

　　7月16日，我们的车队，一共4辆车，包括大使和中建等公司的员工在内，当天晚上12点从安曼出发，在约伊国际公路约旦一侧的破旧路面上颠簸了5个小时，于翌日凌晨早上5点顺利抵达约伊边境，等待天亮边境开放。那次是孙大使首次在战后进入伊拉克考察大使馆被破坏情况，也是我怀揣梦想和一点点可怜的本钱，第一次发现伊拉克就在眼前，如此逼近。

　　在约旦出发前，我和小何就开始设想路上可能发生的种种意外，最担心的是怕路上遇到抢劫，把本钱都抢走。伊拉克气温很高，浑身上下，短衣短袖，都没有什么藏钱的可能，藏在箱子里又怕连锅端，最后只有在脚上打主意，把运动鞋割开，30张面值一百美元的钞票，分几块塞进鞋面、鞋帮，然后缝好。这样外面看不出来，脚穿在里面却能感受到。不敢全部藏完，我和小何每人留下几百美元，以防遇到最坏情况，总要给别人一些辛苦费。

　　几个小时之后，边境开放，我们重新上路。约伊公路，又称“死亡之路”，出人意料的是，从约伊边境到巴格达的路段，是出自德国人之手，和约旦一侧的烂路不可同日而语，多年没维护，却像新的一样。据说这段路可以起降战斗机。在行进中，我们也确实发现某些路段中央的隔栏被取消，并有航道灯，也许就是为了方便飞机起落。

　　4艰难着陆“火焰山”

　　2003年7月17日，我作为战后第一批抵达伊拉克的中国人，和中国驻伊拉克大使及另7名人员同批进入巴格达。

　　当天，大使一行下榻喜来登酒店，我们和中建等公司的工作人员一行7人住在了距离喜来登不远的安德鲁斯公寓，30美元一夜。

　　高昂的旅馆费用很快让我们承受不起，仅仅在安德鲁斯公寓住了一周，我们就搬到了附近的安德鲁斯PALACE。虽然都叫安德鲁斯，但是差距很大，后者只要6美元一夜，不过没有电。巴格达主要电厂被美军炸毁，有条件的酒店和民居都备有柴油发电机。夜里的黑暗与高温几乎让我们无法忍受。

　　来伊拉克以前，我什么都想到了，惟独没有想到巴格达的夏天是这样的燥热。后来我在网上查到，“世界热极”巴士拉距离巴格达仅仅只有700公里。和安曼比起来，巴格达简直就是人间地狱。比国内传统意义上的炎热更要命的是，巴格达的高温在夜里也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我和小何只能轮流泡浴缸，一晚上洗澡十几次，你洗完了我洗。洗到后来，连浴缸里的水都不用换了。在最热的时候即使凌晨气温还能高达40℃，实在无法忍耐了，干脆就睡在浴缸里。可是发现皮肤开始有溃烂的预兆后，只能披着湿毛巾像和尚般地打坐，口中念念有词：心静自然凉。

　　白天的路面温度高达63℃。我和小何为了节约，不敢随便打车，约定3公里内只能步行，国内带来的仁丹一颗接一颗吃，嘴里一直含着不敢停，生怕一停下来人就昏倒在路边了。与此同时，高温也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食欲不佳给我们省了不少伙食费，不到一个月减肥5公斤。

　　身上的汗出了一层又一层，领口上是一圈一圈的汗碱。从安曼进入巴格达时，缝在鞋子里的钱已经被取出来了大部分。我把一部分钱放在鞋垫底下随身携带，另一部分藏在房间箱子里。谁也没想到，在一天一天的奔波中，脚上出的汗浸透了鞋底的钞票，加上走路时的不断摩擦，坚挺的美钞不堪重负，在多重折磨下，很快变软，变薄，等我们发现再进行抢救时，已经有200美元变得不能再使用了。这个意外的事件使我们白白损失了200美元，之后没几天，我们又遭遇了严重的失窃事件。我们藏在安德鲁斯PALACE的酒店房间箱子里的2000美元，又被偷走了300美元！为这个事，我和小何找到了酒店老板告状。不过谁也没抱希望钱能回来。没想到的是，一个月后，就在我要搬走的时候，老板找到我，还给了我300美元，说是服务员打扫房间时捡到的。真是见鬼了，一个月前丢的钱他也能捡到，居然还厚颜无耻地找我要小费，说伊拉克战争后，民不聊生，一份服务员的工作不足以养家糊口云云。我真是哭笑不得，给了他10美元了事。

　　这是我在巴格达第一次被盗。巴格达小偷只偷零头的鲜明风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知道是不是萨达姆时期法律对于小偷有严格的限制，限制了盗窃数额不得大于某个数目（也许是300美元），否则施以砍手之类重罚。因为这种惯性，小偷每次才一点点地光顾我们。

　　在初到巴格达的那段日子里，我和小何天天在市场上一圈一圈地转悠，几星期下来毫无收获。同期到巴格达的其他中国同胞也差不多。几个炎黄子孙，不远万里来到高温炙烤下的巴格达，白天在外跑断腿劳而无功，只好在夜里聚在一起，聊天解闷。几个做外贸的同胞眼见前途渺茫，已经动了回国的念头。

　　当时，我们的经济情况是这样的：在约旦呆了近一个星期，花掉了大约350美元，从安曼租车到巴格达用了250美元，住安德鲁斯公寓，30美元一天，7天，210美元。藏坏200美元，被盗300美元，再加上几百美元的零花，我同小何一起带来的5000美元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一小半了—要命的问题是，生意一点都没有头绪。但我和小何已无退路，惟有拼命杀出一条血路。

　　就这样，在炎热的7月，我们在燥热的巴格达，艰难地留了下来。

　　5战地第一家中餐厅

　　到了巴格达，我们发现人生地不熟，除了经营餐厅，我们似乎别无选择。

　　我们的第一家餐厅选址在安德鲁斯公寓。那时候，安德鲁斯公寓只有阿拉伯餐，我和小何抓住这一点，尝试去说服酒店老板伊斯麦伊。

　　伊斯麦伊是个在英国出生的伊拉克人，出身名门，家大业大，受过良好的教育，不论是外表还是性格，都具有鲜明的犹太人特色。我们怀疑他有犹太血统，但是没敢问。我们向他提起中餐，他很感兴趣的样子，找我们要方案。我们写了一份又一份，中心议题就是，阿拉伯餐厅是以羊肉为主的单一特色，并不适合欧美人士的饮食习惯，如果改做中餐，档次可以提高，竞争力得以加强，钱可以赚得更多。

　　当时，我和小何盯准的是安德鲁斯公寓旁巴勒斯坦和喜来登两座5星级酒店的外国记者，准备赚他们的钱。我们得意地计算了记者的流量：两座5星级酒店1000多人的总数，按照10天来一次的频率，一天来100人吃饭，1人消费5美元，日营业额可以达到500美元。按照饮食行业利润对半的规律，我们每天可以赚250美元！这个诱人的前景也成功地煽动了老板伊斯麦伊的热情。不过虽有热情，他也充分地让我们领教了阿拉伯人的稳健风格——区区一个餐馆的合作，我们天天跑，居然用了一个月才谈下来，经常头天说的内容到第二天又重复说，像得了健忘症。好不容易签下合同，我们已经对和阿拉伯人谈判产生了深深的恐惧。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老外对“欧佩克”如此头疼了，那可是一群阿拉伯的谈判专家啊！

　　当时，按照我们和伊斯麦伊的合作协议，他提供经营场地、水电、服务员、杂工，我们提供管理、厨师，利润六四分成；合作期限为1年，但设定了3个月的试验期，在3个月结束后如果生意不好或合作不愉快，任何一方都可以终止合同。当时订立这项条款的目的就是以安德鲁斯公寓为跳板，不想另有高就之后就玩人口失踪的游戏，给中国人背上没有信义的恶名。

　　我们在出国之前，就已经和厨师商量好了，底薪是人民币3000元，另有提成。在战争地区来看，这个工资不算高。当初在国内招聘的时候，根本谈不上什么吸引力，报名的人寥寥无几，而且一听我们没有任何基础就直奔巴格达，几个厨师都吓得落荒而逃。

　　后来多亏了我的连襟老梁，他在武汉一冶上班。我在不抱希望的情况下找他帮忙留意，谁能想到，不到一周他就替我找好了人。原来他所在的一冶曾经在伊拉克有建设项目，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那两个厨师就在伊拉克干过，算是熟门熟路的老伊拉克了，所以立马答应下来了。

　　惟一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在约旦。8月下旬，餐厅进入前期筹备阶段，我和小何赶赴约旦接厨师。在安曼遇到了一个中国人，她有几家餐厅，准备结业。对我们来说，这真是个好机会。大量调味品，炒菜锅（我们用了1个月时间找遍伊拉克，除了平底锅，找不到一个中式铁锅），还有轧面机，我们可以用比较好的价钱拿下。同是炎黄子孙，异乡相逢，聊天聊得也很愉快，谁也没有想到，她来自台湾，和我们交谈之下，得知我们来自大陆后，居然犯了脾气，死活不愿把东西卖给我们了。

　　6爆炸，爆炸，爆炸

　　在安德鲁斯公寓开餐馆期间，我深深地理解了安定团结对于商业发展的重要。餐厅生意不好，一方面是由于记者的职业特殊性，但最要命的还是爆炸。几乎在每次爆炸后，美军都会出台一个相关禁令，虽然根本挡不住下一次爆炸，但人一疏散，我们的小餐馆还能做谁的生意？

　　在安德鲁斯餐厅运营的9月到11月间，由伊拉克反美武装针对巴勒斯坦和喜来登两座5星级酒店外国人的大爆炸导致的疏散，基本以每月一次的频率发生着。

　　第一次爆炸，9月中旬发生在安德鲁斯公寓背后的巴格达宾馆，那里据说被CIA和FBI占用，是扑克牌通缉令的指挥中心，大量MADEINCHINA（中国制造）的扑克牌通缉令就是从这里发出的。

　　爆炸发生当时，我和小何在外面送餐，厨师在房间里睡觉，被爆炸的气浪从床上掀了下来。最倒霉的中国人是卖发电机的公司新来的一名阿拉伯语翻译小丁，爆炸发生时他正好路过巴格达宾馆去上网，不幸赶上了爆炸。好在当时他离爆炸中心还有60米距离，可就是这样，他还是给爆炸声震晕了。据他事后描述，当时看见火球在眼前腾空而起，然后听见声音，接着就被冲击波和声浪震晕了，后来不知怎么自己醒过来了，面色苍白，几乎是爬着回来的。他一个劲地说，早出来3分钟就没命了。可能是这次爆炸把他吓坏了，爆炸发生5天后，他就忙不迭地辞职跑回了约旦。

　　在8月28日到9月28日这一个月的生意里，因为巴格达酒店的爆炸案，记者被疏散一星期，我们的日平均营业额从每天150美元锐减到50美元。

　　第二次爆炸案，发生在伊拉克的母亲河底格里斯河的河边公路上。刚到伊拉克时，就听得国外记者盛传萨达姆在开战之前，把核设备与化学武器沉到了河底，吓得我们只敢喝可乐和进口的矿泉水。在遥远的伊拉克，这些东西的价钱是国内的几倍，昂贵的价钱很快让我们不堪重负，没多久便和广大伊拉克人民一样共饮母亲河底格里斯河的水。

　　我们当时居住的安德鲁斯公寓到底格里斯河只有10分钟路程，空闲的时候（生意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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