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以后，他爱上了中国画。时常临摹名作，学习用传统画法中的简练线条，来纪录时代的脉搏。这个理想，在《鲁迅先生遗容》、《义民图》等许多竹笔或毛笔画里曾略试其锋。解放之后，随着思想上的解放，他急于寻求艺术上的解放。渴想着把长期苦练的果实，结合新的憧憬，熔铸成富于民族格调的新画风。准备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纪念壁画》上，实现这个理想。他费了整整四年时间的惨淡经营，白天想着它，夜里梦着它，眼看要攀上艺术历程上的新高攀。不幸初稿已走，刚待上绢之时，死神却突然夺去他的画笔。

     乔对于艺术，怀看一种近乎宗教似的虔敬心情。他从来不拿画作应酬，怎样穷也不愿卖画，更不许权贵与俗物沾污他的笔端。入画的都是他所尊敬的人物。记得抗战期间画《国殇图》时，他把静多抗战阵亡烈士构成一幅高达一丈多的壁画。画上部时必须在桌子上架椅子，掎子上再搭凳子，然后高高站在上面奋臂挥毫，照例一画五六小时不住笔。我真耽心他累极了栽倒下来。我说:""歇歇吧，别说画累了，站也站累了。""他说:""画这些人，该跪着画才对，站着画还敢说累吗?""

     很可借，他那得来不易的作品，十之六七被毁于炮火。大革命失败，他腋下只夹着一张《有所问》逃出了大屠杀的魔窟——武汉;所有他为革命战士画的宣传鼓动小画片全扔掉了。1936年

页码：[1] [2] [3] [4] [5] [6] [7] [8] [9] 第5页、共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