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行程我们导游他是最后一位，也是最没有油水的一个。说本团在香港购物花了十几万，香港的导游要算是吃了一块肥肉；澳门虽然没带去购物，去赌场导游还是有点肉骨头啃的；现在只剩下肉汤啦，……
行车一段时间后，这位导游向全车游客推销，希望能购一条“赌运”香烟，每条240元。由于此前大家购物基本已差不多了，也可能是这位导游没有此前的导游“运气”和口才好，买者比较少。这位导游又拆开整条烟，还讲你们在香港购物花了十几万，不在乎这点钱，说求求大家支持，可以每人买一包，结果大概是大家反而反感了，还是没有卖出几包烟。
接着，又向大家说，中途可以送大家去孙中山故居参观，每人收费30元。可能这时大家已“花钱疲劳”了，或者一路行来至此，对导游的一路表现也有些反感了，并不愿意响应，只有几个人愿意交30元。于是他说，那就不能再去了。可过了一会儿，又由司机对大家说，几个人也去算了，但是其他人就不能下车了。待几个人交钱后，没有几分钟就到了孙中山故居。（看来，从珠海到广州可能是可以比较顺路经过孙中山故乡的，并不需要另花每人30元的路费。而去孙中山故居参观，门票是免费。）交钱的人下车参观，没有交钱的，车开到附近停车场，都不让下车，在车上等待下车的人参观后，再继续出发。再出发时，这位导游可能是“任务”已经完成（虽然完成的可能不太好），不在车上带车了。回顾至此，不由想发几点感慨和建言
其一，各地导游在本旅程中的种种表现，或可说：皆因“机制”所致。
一路看到这些现象，感受各地导游在旅程中的种种表现，有不少令人遗憾。旅游者虽然也像是被当做“高僧”般的尊重了，但，好像真是“唐僧”：除了旅游餐的确吃素一些外，还是导游眼中的“唐僧肉”。游程虽有令人满意处，此点让人心里挺别扭，倒未必是出门游玩，又怕花钱。不过，还觉得，得此境遇，于其责怪这些导游、莫如责怪相关的制度、机制。
请想一想，如果旅行社对导游实行的是，带游客购物有回扣，基本工资并不多，如果你是导游，是不是也会和他一样呢？
其二，目前旅游费用的过度竞争、价格“虚低”和导游的基本工作报酬不高、要靠购物回扣，这样的体制如果不改变，人们的出游过程，如何能免得了继续看导游（乃至旅行社）各显神通的表演如何宰客？
这让人想到历史上用制度形成机制，发挥正面管理作用的一个老案例：
18世纪，英国为解决本土监狱人满为患和增加殖民地当地劳动力，决定向澳洲运送判了刑的罪犯，并将运送工作由私人船主承包。起初，运送罪犯的条件和美国从非洲运送黑人差不多，船上拥挤不堪，条件极差，平均死亡率为12%，有的死亡率高达37%。
面对这样的局面，怎么办？
可以由政府进行干预，例如政府以法律规定最低饮食和医疗标准，并由官员到船上监督实施这些规定。但，政府的这种干预，并不是万能的。派官员到运送罪犯的船上去执法是一件苦差事，不给高薪没人肯干。面对贪婪成性又有点海盗作风的船主，督查官员面临两种选择：一是与船主同流合污，分享利润；一是坚决执法，但自己或亲人的生命将受威胁——如果在无法无天的海上把那些不识相的官员干掉，扔到海里，诡称他们暴病而亡，对船主并不是什么难事。而面对船主的利诱和威迫，官员还会选择与船主合作。当猫与鼠合作时，鼠们会更胆大妄为了。……
不过，当时既没乞求船主们发善心，也没派什么官员，而是实施了一个十分简单的制度：政府不按上船时运送的人数付费，而按下船时实际到达的人数付承运费。
当按上船时人数付费时，船主拼命多装人，而且不给罪犯吃饱，把省下来的食物在澳洲卖掉再赚一笔，因为有多少人能活着到澳洲与船主无关。而当按实际到达的人数付费时，能运到多少人至关重要了。这时船主就要多给每个人一点生存空间，要保证他们在长时间海上航行后仍能活下来，要让他们吃饱，还配备医生，带点常用药。这种按到达人数付费的制度一经实施，效果立竿见影。普遍实施时，按到达人数及其健康状况支付费用，甚至还有奖金。这样，运往澳洲罪犯的死亡率下降到1%～1.5%。
可见，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一种好的制度甚至会使坏人也做好事。制度未必能改变人的趋利，但可以用人的趋利性去引导他做好事。
按照这样的思路，我们是否能动态地不断改进游、导的体制、制度及其所形成的机制，来改进旅游呢？（当然，毕竟船运人的案例，只能提供管理的原则和思路，并不能包医百病。这种改进、改革也可能不会一蹴而就，也有摸索的过程，且同样会遭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但如果持之以恒，还是应该会找到较好的办法，形成较好的机制的吧？）
其三，旅游如此，其他方面是不是也有做如此类似的改进和改革，而减少、消除利益激励所出现的种种不良现象的必要？在我们今天还需要市场机制、需要物质利益激励来促进发展时，是不是更应该把认真考察激励的正负效果、不断扬长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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