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上了401路公交车，从终点乘到起点，来到401路公交车的调度室。调度室的同志告诉我们，没有收到交来的相机，我们的希望破灭了，只好无可奈何地离开。

可是，这可不是小说里的“可是”，这是实实在在的“可是”，说是迟，那时快，正当我们走出调度室的门口时，一位司机拿着一只相机进来了。

这正是我丢失的柯达相机，这时，我非常激动，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我的同行们也非常激动，一块大石终于从心里放下了。

这位司机叫邓先兵，是重庆电车公司401路队的驾驶员。他说：“在公交车上看见这只相机，就交上来了。”说完，就上车去了。邓师傅说得很随便，好像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说明这样的好事，对于邓师傅来说，是家常便饭，不足挂齿。可是，对于我们来说，这可是一件很大的大事，相机的遗失，不仅是经济上的损失，还将严重影响我们的心态，使我们这次三峡游笼罩在遗憾、失落的阴影里。

回到杭州后，我写了两封表扬信。一封寄重庆电车公司。另一封寄重庆日报。后来，重庆日报记者两次打来电话，详细了解邓先兵先生的动人事迹，估计已在报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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