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长的一生中待过很多地方，转来转去。但在我填写的所有表格中，籍贯一栏我却是一直填山西平鲁，因为那是我父亲的出生地，是我的老家，尽管我未在那儿居住过。但回还是回过，回过三次，最长的一次住了有一个月，但因为小时记忆的东西不是很清楚，所以有些细节也忘了。很深的感觉是家乡穷，炸油糕买不起糖，把甜菜切碎了和到面里代替；山西人好喝醋，又买不起醋就把面放酸了做面汤。还记得沟沟峁峁除了点麦子、莜麦，满山就是光秃秃的。

印象中家乡的变化是自平朔煤矿建起时。煤田占用了地，自然要补偿；家乡人也才知道那贫瘠的土地下原来还有煤，小煤窑忽地就遍地而起。煤，以及煤的附加，是家乡转变的介质。九十年代初，家乡我的一个堂兄来沈阳办事，给我打来电话要相见，我告知父亲玉同来了，要过来见见。父亲问他住哪儿了？我随口回曰住玫瑰大酒店——在当时这算是沈阳最好的饭店之一了。父亲立刻黑了脸，狠狠地说：叫他来！结果可想而知，堂兄埃了一顿臭骂。父亲最激烈的言词是：才富了几天啊！把你张狂得上了天啦！玉同倒了楣。父亲不待见那些不经事的小辈们，他们求父亲帮这帮那，父亲就懒得相帮，以至于玉同，以及他那一支的一干兄弟，老认为他们没能像别人那样发达起来，皆缘于此端，颇有怨口。这次我们回家乡，也还是有了一些不愉快。

父亲对家乡的富起来，也极为自豪，最生动的例子是那年朔州出了假酒大案，死了十几个人。我急问父亲有没有咱家的人，父亲很自信地说：那都是些喝不起瓶酒的穷人，咱家？绝不会！

最近我长旅路过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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