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多年前的大同——那时它还叫做平城——成为鲜卑族所建立的国家的首都，他们把他们的国家叫做魏国，史称北魏。这些游牧民族可能漂泊得太久了，渴望安定下来。他们决定，先安居后乐业，和汉族百姓一样的桑麻耕织，一样的歌舞升平，于是，他们在拓跋氏的带领下，在平城建立了政权。后来拓跋宏做了皇帝，他不满足于地处*，力排众议（那真是很大很大的阻力，不仅来自臣民，还有他的家人），将都城迁到了洛阳，并且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北魏由此一片兴盛。这是后话。而当我的视线投向大同博物馆时，过去的平城刚刚建国的种种历史痕迹处处显示了这个少数民族的兴趣与志向，平实、粗犷、不经意处又透出精细来。这种矛盾吸引我却又令我迷惑——究竟要具备怎样的智慧与气魄才能在旷野之中的石窟里，逐年呈现出一种对美的锲而不舍的追求？

当我们赞美云冈石窟的完好时，我们应该感谢历朝历代尤其是清朝顺治年间的一些修复工程。虽然修复过程中总有这样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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