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在基建系统混的人，大抵也知道许多建筑业内专家对于近年来国内大中城市日益时兴的所谓城市标志建筑和建筑设计国际招标有些看法。建筑外貌优劣的评判并没有绝对的标准，城市标志建筑和建筑设计国际招标的最终结果往往体现的都是当地最高权力层的意志。在追求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外发达国家设计人标新立异的建筑方案似乎更能引起执政者的兴趣和所谓国际大都市包装形式的需要。于是在北京，除了法国人的巨蛋，我们还将看到瑞士人的鸟巢（国家体育场）、荷兰人的变形体（中央电视台新楼）。我曾辗转听闻某位建筑设计大师用一比喻来表达自己对此的看法，大意如此：荷兰人弄了一孔几十亿的怪洞，瑞士人造了一个几十亿的鸟巢，引来了一只法国鸟，在天安门广场前下了一个几十亿的巨蛋。

这位下蛋的法国人安德鲁在国内的另两大城市上海和广州皆有其手笔，也都是城市重要标志：上海是浦东机场，广州是新体育馆。而在此君执笔的巴黎戴高乐新机场出现结构塌陷事故的新闻传回国内后，着实让京沪穗三地紧张了一阵，直到有权威机构出面宣称安德鲁在国内的建筑经过严格检算证明结构是绝对安全的。对此我认为从结构专业的角度来说，随着空间结构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现今任何一个建筑师灵感闪现所产生的奇思妙想通过结构大师的努力和电脑的运算都大致可以在理论上实现，无非是付出高昂的造价而已。

但很多结构专家也在担心这样一个问题，即这种愈演愈烈的标志建筑、个性建筑除了要付出比以前多得多的经济代价外，其理论上的结构安全性是否能真正经得起各种不可预知的因素影响。比如材料品质的不稳定性，自然灾害的不确定性，毕竟这类建筑在空间结构形式上受建筑外形的限定都是唯一的单体，没有前例的实际数据可鉴，理论上可行的东西未必在实践中万无一失。另外我看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不能不提，就是此类建筑的施工时间往往受到业主的限定，大都少于合理的定额工期，由此也导致施工方在建设过程中难以保证100%地履行施工规范而造成质量隐患。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亚运工程”中工期最短的体育博物馆，当年和所有的“亚运工程”一起获得了“特别鲁班奖”，但短短的十五年之后便出现了下沉、开裂等质量问题。

信马由缰，从规划讲到施工，扯得有点远了。回过头再来看一下《中国经济时报》那篇文章《寻找国家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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