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节选：

　　欢迎来地狱

　　如果说，第一眼看到宁静美丽的耶路撒冷，我的心飞上了天空；一个多小时后，进入加沙地带那一刻，我的心跌进了万丈深渊。

　　街上没有一堵墙壁是空白，涂满了红红绿绿的阿拉伯语：“自杀爆炸好”、“圣战到底”、“血债血还”……甚至还画着公共汽车被炸开的样子。

　　马车、驴车与汽车并行，互不相让。有几处十字路口，四个方向的交通灯全都显示红色。眼前多次闪过倒提步枪、穿各色军装的巴勒斯坦人，有的黑布罩头，有的神色安然，还有的后腰别着手雷。记得美国记者托马斯·弗莱德曼这样描述加沙：“随处可见持枪军人，还有不穿军装放冷枪的‘自由职业者’……”

　　受连年战乱影响，加沙几乎没有工业，天空因此湛蓝，空气因此清新。但是你丝毫联想不到“清洁”二字，因为垃圾遍地，人声鼎沸，楼房分布杂乱。许多房子没有封顶，有的外墙上密布枪眼，还有的在以军轰炸中倒塌或扭作一团，裸露的钢筋直指天空。

　　满眼是人。加沙地带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有些地方达到平均一平方米居住6个人。年轻男子的打扮以T恤牛仔居多，上了年纪的长袍飘飘；妇女大多罩黑色或浅灰长袍，系头巾，西式打扮的女子异常罕见。下午4时左右放学，无数墨绿色校服的男女学生，春潮般涌向街头。女生校服是长袖连衣裙，但裙摆下面穿着黑色长裤。蒙白头巾的是女中学生，她们穿着浅灰色竖条连衣裙，裙摆下面还是长裤。

　　一路上，遭遇无数好奇的眼神，热烈的手掌拍打车窗，不断有人高叫：“看，中国人！”那些眼睛里有毫不掩饰的兴奋。

　　穿行在这挤挤挨挨的人流和车流中，想到加沙地带150万人口处于以色列军队四面严密封锁之下，我有点喘不上气来。飞机上认识的以色列人撒拉形容加沙就两个字：“地狱”。

　　市中心欧麦尔·穆合塔尔大街被当地中国人戏称为“王府井”，实际上最宽处不超过15米。一排耷拉着脑袋的棕榈树把大街隔成双向--除了这些棕榈树，加沙几乎看不见任何绿色。一座公墓突兀地展现在市中心，墓碑森森。加沙城三大公墓埋葬着巴以流血冲突中的死难者，另外两座墓地在城市边缘。

　　欧麦尔·穆合塔尔大街上最有名的“景观”是大幅阿拉法特画像，上书“耶路撒冷啊，没有你，我的梦就不完全！”

　　大街尽头看见了海，地中海。海滩上开满帐篷，妇女裹在长袍头巾里下水，她们中大多数只在浅滩泡泡。长袍遇水，涨成一朵一朵大蘑菇。

　　孩子们放风筝。风筝是纸片糊的巴勒斯坦四色国旗，线是拽直了的磁带芯子。男人们穿着长可及膝的裤子，有人撒网捕鱼，有人躺着抽水烟，彩色玻璃制成的大烟壶“咕嘟咕嘟”冒泡。我和同事在沙滩上走的时候，一个少年抄起棍子愣愣地跟了一路，更小一些的孩子则在背后和前面跳跃欢呼，或朝我们身上掷黄沙。

　　迎接我的记者王昊，已经在这里守了三个月，我的到来宣告他终于可以回家。原本整洁干净的小伙子，一头乱发飘逸，脸色黢黑。公寓门上贴着字条：“欢迎来加沙”。

营养中心的一个巴勒斯坦孩子，她为何有这样的眼神。

　　救救孩子。——鲁迅

　　讨生活的孩子

　　离开加沙后的某日夜晚，法国巴黎街头，一个醉醺醺的流浪汉敲打车窗，讨根烟抽。朋友摇下车窗，给了他两支。流浪汉眼睛里放出光芒，连声道谢离去。我的眼圈忽然湿了，问正在开车的朋友：“你知道我想起了谁吗？”“加沙那个卖口香糖的小孩。”

　　那天，我在路边停车接手机，一个卖口香糖的孩子出现在窗前。给他一个谢克尔（相当于两元人民币），拒绝脏兮兮的口香糖。他却不干了，非给糖不可。他说：“我又不是乞丐。”我肃然起敬。

　　生意做完，他退回到马路牙子上坐着，突然哭起来。我挂上手机，过去问个究竟。他叫巴士拉，今天只做成了这一笔生意。爸爸原先在西岸巴勒斯坦城市拉姆安拉做清洁工，2000年冲突爆发后以色列全面封锁加沙地带，爸爸失业了。妈妈有糖尿病。他每天从早上6时工作到晚上12时，大概能挣15个谢克尔（约30元人民币）。家里4个兄弟，一个两岁的妹妹。

　　虽然巴勒斯坦实行义务教育，他却没钱上学。因为4个兄弟的书本费要500谢克尔。巴士拉已经很久没喝到牛奶，几乎没吃过肉。他会写简单的字，但不会读，只会讲加沙方言，不会说阿拉伯普通话。

　　我问还剩多少口香糖，全买了。他乐坏了，颠颠儿地回了家。我说开车送他，他拒绝：“带陌生人回家，爸爸会揍我的。”

　　那是我们第一次相识。端着4大盒口香糖回家，楼下警卫哈哈笑我。阿马德说，我给巴士拉的钱可能被拿去买炸药，做土制手雷。在加沙，7谢克尔就可以造一个手雷。

　　过了一个多月，某天在街上走动，看见另一个卖口香糖的孩子，眉眼很象巴士拉，但小了两号。“我是他弟弟，”小孩说。他们兄弟4个散布在城市的不同角落做同样的营生。小孩知道我买过他哥哥的糖，羞羞地把一整盒没开封的口香糖举到我鼻子底下。

　　这时，远远地一个身影跑过来，正是巴士拉。一把打开弟弟的手：“别这样！”他低声呵斥。我还是买了一盒。

　　巴士拉看见我非常高兴，笑得合不拢嘴，是那种发自内心、抑制不住的高兴。

　　巴士拉并不在固定地点卖糖，凑巧才能碰上他。一罐奶粉在我汽车后备箱里放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终于在街上碰见他时送出。有一天正午，大太阳底下我看见一个小小的身影在白花花的路上挪动，正是巴士拉。赶紧招呼他坐进空调十足的吉普车，他兴奋地打量车里的一切，却没有碰任何东西。当时他正赶去一个新开张的饭店，在那里卖口香糖生意会好。我再次提出买些糖，帮他完成任务。他拒绝：“你不需要这样做。”

　　几个月后一天，我的车在红灯前站住。一个卖口香糖的小孩，一脸狂喜飞奔过来，猛拍车窗：“你要找巴士拉吗？他上学去了！”我高兴得眼泪差点掉下来。

　　加沙街头讨生活的孩子很多，巴士拉是最有尊严的一个。与之相反，一个“恶狠狠”的孩子，也叫我难忘。

　　每次有车在路口的红灯前停下，他和几个孩子手里转着抹布就过来了。胡乱在挡风玻璃前抹几下，然后一伸手说：“给钱吧”。一次、两次……不能每次都给“买路钱”啊。有人教我，他们一擦车，我就开雨刮器往玻璃上滋水。这招管用，但是太伤人了吧。

　　一天我和阿马德下了车，走向路边一家冰淇淋店。那个又胖又高的孩子手里转着抹布又来了：“擦车？”“不用，谢谢，”我明白地告诉他。

　　他伸胳膊拦住去路——我们一愣——彼此沉默了几秒钟，他突然一把揪住阿马德的衣领，恶狠狠说：“那，给我买个冰淇淋！”

2003年3月30日，加沙儿童举行烛光游行，声援伊拉克儿童。

　　巴勒斯坦实行从小学到高中的义务教育，一般家庭只需交纳书本费、校服费就可以送孩子上学。当地人喜欢大家庭，家里有4、5个孩子不算稀奇，所以贫困家庭无法供养所有孩子上学。另一方面，由于学龄儿童太多，加沙的学校不得不实行上下午分批上课。所以，一些孩子上半天课，另外半天就谋生去了。

　　有孩子从事一种特殊职业。去往加沙地带南部必须通过一道以军哨所。哨所头上横跨一座公路桥，专供犹太人定居者使用。桥下有警示牌：“不准拍照、不准停留”。过去这里曾经发生过巴勒斯坦人开车冲击以军哨所或试图炸毁公路桥的事情。所以，以色列军方规定，巴勒斯坦人驾车通过这座公路桥下时，至少两人同车；单人独骑，很可能被以色列士兵怀疑，立即遭到火力攻击。

　　这条规定在巴勒斯坦人中催生出新的职业：陪人过关。那天，我一个人去罕尤尼斯，离公路桥还远，一帮孩子就跑过来了：“两个！两个！”其中一个叫穆罕默德，个头高些，一脸机灵，被我选中。开车门的当口，别的孩子也往上挤。穆罕默德摆手说：“去去去”，自己兴高采烈登上车。

　　陪同过关，费用一个谢克尔。穆罕默德自称对罕尤尼斯了如指掌，愿意充当向导，赚一点“向导费”。

　　告别时，他高兴地说：“你什么时候需要我，就到这里来！我天天在这里。”“不上学吗？”“上午上课，下午就来了；或者下午上课，上午过来赚点钱。”穆罕默德说，家里就靠他一个人赚钱。

　　2003年6月29日，以色列宣布将这条主要公路的管理权交还给巴勒斯坦人。从那天起，过公路桥不用人陪。巴勒斯坦人在桥下鸣笛庆贺，但我知道有一个孩子会因为“失业”暗自惆怅。

　简介：

　　中东，这片世界上最敏感的土地，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国际媒体竞逐的赛场。生命与信仰在这里遭遇了血与火的洗礼，传媒的操守与素养在这里面临最严峻的考验。

　　周轶君驻守在最敏感的国度。她踩踏过炸弹爆炸现场，踩踏过以色列导弹袭击后的血迹，她曾目睹各种战争场面，她出色的新闻触觉为读者们带来了文字和照片画面的双重报道，读者们也会从这种双重感受中，体会出战争是多么残酷的事实。

　　《离上帝最近》作为上海文汇出版社首部社庆佳作隆重推出。在加沙的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周轶君接触了大量当地人物和风情，与阿拉法特、亚辛、阿巴斯等有多次直接的接触。她把她的所见所闻通过博客的形式传达给可以观看到的每一个人，引起广泛关注。这些片段的集合汇就了这部作品，记录了她七百多天从进入加沙到离开加沙的整个历程。其间，死亡、仇恨、真情、矛盾，交错并行，充满了陌生而刺激的阅读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