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的一个上午，泰国。
    在一辆从曼谷驶往海滨旅游城市芭堤雅的豪华大巴上，一群中国作家昏昏欲睡。他们是国内某杂志社组织笔会到泰国旅游的，我就在其中。
    导游有一句没一句地讲着逸闻趣事。昏沉沉中，忽听他说到金三角已经部分开放，93师已向泰国政府交枪，大毒枭坤沙已金盆洗手，我触电般地猛地弹了起来：“你说什么？金三角！？”
    后来我想，如果当时我睡着了，我会不会同后来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擦肩而过？
    回曼谷去金三角！我当时就要下车，并愿当场立下文书，声明一切皆系个人行为，生死与笔会、导游概不相关，但是遭到拒绝。
    随后几天，我抓住一切机会打听有关金三角的情况。终于，在归国的前两天，我得到消息，说有位不肯透露身份的人物愿意见我。时间约在当晚8点。
    我是乘一辆“拖板鞋”敞篷出租车去的，路上适逢一场热带暴风雨，浑身透湿地赶到远离芭堤雅的一幢大建筑前，在昏暗的大厅里与那人见了面。由于长期身处不同的社会和国度，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隔膜，仅仅为了证明自己的真实身份和意图，就费了大半夜的口舌。
    后来我不得不搬出自己与台湾蒋氏家族的血缘关系，说母亲的姑母即姑婆石静宜系蒋纬国的原配夫人时，主人十分吃惊，但很快又恢复了冷漠与敌意。绝望中，我说出了与自己有数年书信往来、原昆明知青、曾在金三角教过多年书的台湾女作家曾焰的名字，一切阻隔顿然冰释。这位神秘的先生姓丰，曾焰的学生，原国民党残军第五军三十师上校师长的儿子，当过大毒枭坤沙的副官，他父亲现为美斯乐自治会长，他愿意帮助我。
    至于为何其他人都无动于衷，我却如此不顾一切地要去金三角，我想这大约就是命运吧。
    我父亲曾在抗战中投笔从戎，参加国民党远征军赴缅甸作战，战区即包括后来的金三角一带，多年后我写出了《大国之魂》；我曾在毗邻金三角的云南边疆当知青7年，在云南生活共17年；当年知青中离境去国者成千逾万，他们都消失在金三角，但他们在我另一部小说《中国知青梦》中却留下了巨大的空白；知青时期我有过浪迹境外的经历，对当时的鸦片生产略知一二，同样是那片土地，后来却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毒品生产地；当年在滇缅战场上浴血抗战的许多将士，后来却终生亡命金三角，半个世纪已繁衍出无国籍的华人上百万。这一切，出于一个作家的本能，不可能不予以关注，而就我个人的创作而言，其中无疑存在着许多尚待填补的断裂地带，如今机会已然降临，岂能失之交臂？
    凡此种种，犹如与金三角前世有约，业缘未尽，也许我的创作生命注定要有一次金三角之旅。

    夜行车离开曼谷一直往北，清晨时到达清莱府，再往北，大山陡起，层层叠叠。山脚下全副武装的军警牵着狼狗，在一道接一道的检查站上盘查过往车辆，金三角近了。蛇行的公路很陡，没见一朵罂粟花，掠过政府军黑虎师的军营，有十来岁的孩子骑摩托车飞奔，近午时，美斯乐到了。
    这是初秋。我从成都启程时，没有任何形式的壮行，只有妻子一双闪着泪光的眼睛和重复了千遍的叮咛：“实在不行的话，人回来要紧。”行前，我悄悄给一位挚友打电话：“万一我真的回不来了，请常去看看我的妻子和父母。”
    曼谷的丰先生没有失言，派了一个姓米的小兄弟全程陪同并负责翻译。美斯乐是国民党残军的第三代政治军事中心，许多当年的重要人物，如今的事实上的统治者仍居住在这里。丰先生的父亲丰顺禧是美斯乐自治会会长，云南澜沧人，1958年出境，最高职务任上校师长，年近七十。
    由于事前铺垫，老先生热情招待并接受了采访。对于最核心的问题“国民党残军多年来靠什么经济来源养活自己”，老先生回答：“护商，为马帮提供武装保护，商人交保护费，并在管区内抽取一定比例的税收。”至于如何护商，抽税，老先生一概避而不答。也是由于丰先生的铺垫，我陆续又见到了包括原国民党残军中将军长雷雨田在内的一批老军人，了解到许多重要的史料，但对于类似的问题，他们要么借故岔开，要么表示无可奉告。
    随着活动范围逐步扩大和采访的深入，一些新的疑团出现了。首先是巨大的贫富悬殊，那些或中或西高高在上的豪宅，与下面拥塞不堪的铁皮棚屋形成极大反差。其次，这里没有电话，有些消息却似乎比电话还传得快，如曼谷有个什么重要人物上午才说要来，中午就可听到满城的议论。再则，明知道这里贩毒猖獗，你却看不出任何蛛丝马迹。你若想打听有关毒品、枪支之类的事。对方立即变了脸色，特别是丰先生一再叮咛“无论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晚上千万别出门”让人心紧。
    我非常清楚，自己虽然已被这里的最高统治者接纳，但对那些自己最感兴趣的情况和问题，却始终无法接近，犹如面前始终隔着一堵透明的坚冰。更没想到的是，当我正努力于自认为是正常采访时，有人已在悄悄地跟踪。
    那是为了寻访一名对金三角历史产生重大影响但后来竟神秘失踪的人物———钱运周时。这天，我正从离美斯乐不远的一座小村子出来，路经一片杂树林时，突然听见背后有快速跟上来的脚步声，我无可选择地拾起一根树枝，谁知待来人临近猛一转身，却一眼便见那人手里有枪！
    恐惧之中，时间仿佛凝固了，尽管枪声没响，尽管由此而一如所料地最终钓出了大鱼，尽管后来我甚至跟那位持枪者还交上了朋友———那是后话，只那一瞬间的感受从此刻骨铭心。

    很多年前曾有人说过，对当今每一个真正的作家而言，金三角是一座品位最高、藏量最富的金矿，只要你能、你敢深钻进去，那么，你的每一锨、每一锄都能挖出真金，但你得随时提防自己别被埋了进去。
    但是在经过一番贪婪的挖掘、惊险和恐惧之后，我深感所获有限，且随时搭进自己的性命也说不定，何况，计划采访的重要内容一一寻找当年逃亡知青，竟没能找到一点踪迹。
    原来，“知青”一词原本中国大陆特定称谓，后来终于弄清，这里与此相对接的是“大陆学生”或“中国学生”；然后的问题是，事隔几十年谁还有心过问谁是多年前的“大陆学生”呢？再则，在金三角，不仅许多人无国籍居无定所，甚至许多街道也没有正式的街名，居民们无非相处久了互相认识，但对方什么时候从哪里来，谁会去管？
    好在几天之后，有人告诉我，有个曾当过“先生”的“大陆学生”，住在一个叫大象塘的小村子里。
    喜出望外的我随即前往。在靠近山脚的一片棚户区里终于见到那位当年的知青时，我一时竟惊诧得说不出话来：面前这位面容枯黄，戴一副深度近视镜，躬腰驼背的老头，就是上午在美斯乐一处街角上替我修过石英表的人。而后我又回想起来，他当时没说一句汉语，而是用当地泰语加手势要价和收钱的。
    老知青的冷漠令我非常失望，一下午仅仅是弄清楚了他名叫焦昆，昆明人，原来也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尽管为焦昆的如此落魄而几次落泪，但这位当年的兵团战友却丝毫不领情，从他的嘴里根本无法掏出别的任何东西。临别时，我留下了一本《中国知青梦》。
    我曾经认定，但凡当过知青的，不论天南海北，只要一提到“知青”二字，相互间就立即会有一种近乎天然的认同感，而不论现在身处何职，身居何处。而现在，我的认定动摇了，这是在金三角，面对一口枯井，能指望它重起波澜么？
    但是，焦昆来了，是第二天一大早来的。他脸上毫无血色，更加苍老，是因为通宵读完《中国知青梦》，在我措手不及的时候，感情的洪水突然暴发。一上午的倾述中，他不止一次在滔天的情感巨浪中发出骇人的悲号，也曾为金三角触目惊心的贫富差别发出震耳的怒吼。近午时，他哈欠连连匆匆离去，晚上又来了，继续讲述，然后又打着哈欠离去。一连两天，我的笔记明显增厚了。
    这位老知青，是我进入金三角的“第二把金钥匙”，正是在他的引领下，一批流落金三角甚至失踪多年的同龄人相继浮出海面，他们向我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揭开了许多尘封已久的秘密，继而又带着我向金三角的深处钻了进去。

   在金三角的日子里，我平均每天只睡五小时，最少时仅两三小时，行程近万公里。摄像机使用很不方便，照像机也常常用不上或不能用，所以绝大多数的采访是在现场尽可能用笔记下最重要的内容，晚上回旅馆后再反刍般重新咀嚼一遍，尽可能详尽地用文字记下来。到后来，大小各种笔记本竟重达十多斤。
    依我的个性，凡事只要不违法，都力求亲身体验，于是少不了许多麻烦，或说是自讨苦吃。
    在一度成为“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总部”和“云南绥靖公署”的小镇勐萨城，吸毒贩毒是半公开的。我决心斗胆一试。
    白天，我跟同去的朋友在城里转了转。街上有妓院，也有赌场，烟馆则无什么明显的标志，只是你随便走进一家门店再往里走，就可能走进一家烟馆，我就是不经意间看见有人躺着抽大烟，出来时还有人悄声问他要不要“四号”。“四号”（海洛因）当然不敢，鸦片倒不一定太可怕。好说歹说，朋友答应让我试一次。
    当晚，他替我换了套掸族服装，穿上夹趾拖鞋便出去了。烟馆在城边一座竹楼里，老板跟朋友是熟人，付过钱便直接进去了。屋子不大，两边各有一排竹榻，已有人在上面半躺着，就着身边类似中国北方炕桌样的木几，将一支尺多长的烟管凑向烟灯慢慢地抽，不时摆平了身子，细细地吐出一缕淡淡的蓝烟。这情景只在一些电影里见过，如今要来真的了，不免心头发虚。幸好烟馆伙计摆上烟具，打好熟烟泡还有个过程，总算强制自己镇定下来，然后慢慢躺倒，时斜眼望向对面的烟客。学着他们的样子，含了烟管，用铁钎挑起烟泡放在烟灯上烤着，同时吸气。
    我曾有过近十年的烟龄，当知青时老乡的旱烟、毛烟都抽过。凭想象，大烟也是烟，有什么大不了的？第一口烟进口了，只觉得有些辣嘴，没敢往下咽。第二口咽了一半，像老乡的旱烟，劲道大，于是暂停，等待传说中那种感觉，云里雾里，欲仙欲死……半天毫无感觉。那么再来一口，都吞下去，不过一瞬间，脑袋大了一倍，胸口像呛了辣椒水，翻肠倒肚一齐来，而且忍不住发出痛苦的呻吟。对面的人分明感到情况不对，齐齐坐起来，个个眼光有杀气。
    朋友见状赶紧作解释，我则不顾一切向门口冲去。出门便大吐，吐完抬头，只见几个嘻嘻哈哈的女子扭着腰肢已快走到面前，我脑子清醒了些，站起身退了两步，转身便跑，谁知错了方向，站定时才发现钻进了几间破屋间的夹道里。冷风吹来，彻底清醒了，我想起了朋友，而背后却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尽管昏暗，还是看清了来者都是当地人打扮，手上不是木棒就是长刀，显然，对峙的局面都不会有的，我不顾一切地大叫起来，劫匪被喝住了，但不是因为喊叫，而是朋友拿一把手枪已站到身边……把金三角告诉世人该启程回国了。一切收拾就绪，突然想起一件事来，背心里顿时沁出一层冷汗。听说前不久，一观光旅客在归途中不知是被人陷害，还是被毒贩利用为运输工具企图侥幸过关，反正在他的行李中查出了毒品，当即连人扣下。按当地法律，对毒品携带者最严厉的处罚，是不论国籍就地枪毙。我当即将行李细细检查了一遍，从衬衣领角到皮带鞋垫都没敢放过。
    来到曼谷机场，第一件事就是给妻子打电话，上次电话也是在这里。
    几十天过去了，其间只是托从金三角出来的朋友代过一次报平安。临登机了，一股莫名的恐惧忽地袭来，我这个坚定的无神论者，竟也默默地祈祷上苍：可千万别出差错，否则，我什么都可以不要，只求留下一颗完整的脑袋，让我把金三角的故事告诉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