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访问的伊斯兰城市是埃及的开罗。投宿在一家破旧嘈杂的小旅店，前台的两位服务员小姐便成为我第一次接触到的埃及女孩，而她们几乎颠覆了我对于阿拉伯妇女的所有既成观念。这两个装扮入时的小妞，不知为什么对我这个东方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浓厚兴趣。当然起因在于我，因为我众多毛病中的一个，就是喜欢逗逗老实女孩子来寻开心，看着别人的窘态而乐不可支(女孩子往往在发窘的时候显得最动人是吧)，而一开始我想当然地以为，阿拉伯女孩都属于这类“老实女孩”。没想到这番“挑逗”招来的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从那以后，每天只要我坐那台老掉牙的铁笼子电梯吱吱呀呀爬上楼，刚露面还隔着铁栅栏，两三米远的柜台后面，就有一双鲜艳到触目惊心的红唇冲着我叭叭叭地做出飞吻的动作。如果那时候正好有当地的旅客在柜台前办理手续，我就只好头也不抬地溜走，因为我知道他们回头看我的眼光，大多是带着困惑和责备的。

 
    如果并没有旁人，我还是很乐意一屁股坐到柜台上，和她们有一句没一句地搭讪。其实也谈不上搭讪，因为她们根本不懂英语而我的阿拉伯语水平仅限于“你好”和“再见”。她们中的一个，总是凑近到我身边，仔细地摸我的头发和手臂，一边摸一边用兴奋的语调和她的同伴交换意见，大概是对东方人不带卷的直发，还有汗毛远不及阿拉伯男人浓密的臂膀表示惊讶。

    我当然并不讨厌(或者说喜欢也可以)给女孩子触摸，但如果那只是出于某种生物学或者人类学的兴趣，到底还是有些尴尬。另外有一次，我买了汉堡包回旅馆，照例坐到柜台上，一个女孩就很自然地拿起我放在身边的啃了快一半的汉堡包，当仁不让地咬将起来。吃了一会儿抬起头，见我半张着嘴在那里兀自发呆，便顺手递给我她自己当作晚饭的面包圈，然后回头和同伴不知说了些什么，两人一阵疯笑。居心不良的我总是盘算着如何把别人的窘态当作消遣，没想到结果是自己的窘态让别人寻到了开心。

    遇上了两个“疯丫头”

    也许是我运气不好(或者太好？)正巧遇上了两个“疯丫头”，但这样的疯丫头在开罗着实也为数不少。一天黄昏我在考古学博物馆背后一条繁华的大街上闲逛，想穿过马路正好遇上红灯，便在路口停了下来。隔着马路，两个看上去伶俐可爱的十来岁的小女孩也在等红灯。感觉到她们似乎一边朝我指指点点一边咬着耳朵，但没有太在意。灯一变绿，那两个女孩手牵着手，向这边一路飞奔，到了离我几步远的地方，突然拉直了手臂，而且是正对着我冲过来。还没等我缓过神，已经被那两条手臂圈住，肚子上不轻不重地挨了“温柔一拳”。此时两人不约而同地撒手，一左一右从我身边风一样擦过。

    捂着肚子回过头去，见这两个女孩正站在我够她们不着的数米开外的“安全地带”，带着一付挑战般的神气笑吟吟地面对着我，等着看我的反应。我是又好气又好笑，灵机一动，手按一下嘴唇向她们送出个响亮的飞吻。到底只是十来岁的小姑娘，脸皮和资格远远及不上旅店里那两个前台小姐，尖叫一声，落荒而逃。和开罗疯丫头的这一次交手，可以算是我占了上风，多少挣回一点面子。
    
    面纱下的灵魂

    但在离开开罗之后，我就不得不面对阿拉伯世界真正的现实了。正所谓面纱复面纱，面纱何其多；长袍复长袍，长袍何其黑。开罗给我留下的，或许只是一个远离了这现实的飘渺的幻象，但我更感兴趣的是现实：那些面纱和长袍所紧裹着的，究竟是一颗颗什么样的灵魂呢？遗憾的是在埃及，我没能抓住任何机会，但今年夏天的伊朗之旅，却意外地让我这份好奇心多少得到了满足。

    之所以说意外，是因为伊朗被公认为所有伊斯兰国家里戒律最为严厉苛刻的一个。在那里，女性出门必须穿着长袍是被定为法律的，公共汽车、电影院还有各种娱乐场所都设有妇女专用席位，男女彻底隔离。谈恋爱大多是三个人-一男一女是当事人，还有一个小弟弟或小妹妹用来转移风纪警察的视线。好些背包到此的女孩抱怨伊朗是占便宜的色鬼产量最大的国家，同为男性，对此多少能够加以体谅和同情。试想连伊朗男人都因为本国女子的可望不可即而情急之下转向外国人下手，天涯过客的我们，自然就更没有什么机会了。然而，好就好在这世界上总有“意外”发生。

    那是在大不里士上夜行火车准备去德黑兰的时候。上了车，一阵手忙脚乱之后，终于把巨大的背包塞上了二等车包厢的行李架，低头一看，包厢门口站着一个中年妇女和两个年轻女孩，一言不发地看着我，面无表情，显然是我挡住了她们的道。连忙道歉并侧身把她们让进包厢，原来她们的座位就在我对面。伊朗火车的二等是包厢形式，面对面两列三人坐席，到了晚上则把上层的卧席放下睡觉。干净而且舒适，唯一缺的就是空调。这时只是下午三四点，火车也还没有开动，只觉得背上热浪一层层地滚过。偷眼瞧瞧对座那两个仍旧面无表情的女孩，虽然不是从头黑到脚，长长的风衣还是把身子包裹得严严实实，看得我越发的热不可耐，便向座位底下拉出随身小包取出折扇，拼命摇将起来。摇着摇着，就听见对座的呼吸声越来越沉重，抬头一看，女孩们眼睛虽然照旧盯着地下，却已经是一脸的笑意，而那位母亲虽然也在笑，仍然做着手势，禁止女孩们让笑意爆发成一场大笑。再低头看看自己，一个不留胡须又剃着板刷头的东方人，穿着一身在伊朗人看来实在是过份随意的便装，手里狠命地挥着一件古怪的、粘在十来截小竹棍上的纸片，此时此地确实相当的滑稽。我自己也不由得笑了起来，边笑边向对座点头致意，嘴里则含糊地重复着：“very hot!very hot!”这一下女孩们连同那位母亲再也忍不住了，一齐放声大笑，连坐在我身边那个矮小面善的老头也将面部肌肉大大放松。包厢里刚才那种隔阂生硬的气氛终于被打破，而这一切，都得感谢这把小小的折扇。

 
    随后我就惊喜地发现，原来两个女孩都会英语，其中一个还说得挺不错，她告诉我高中毕业后正在上英语的补习学校。而更让人惊喜的是，那位母亲还有我身边的老头，都是一句英语都听不懂！这就意味着我根本用不着担心花言巧语到一半冷不防从旁边扇来个大巴掌。女孩们告诉我她们是表姐妹，跟着其中一位的母亲从大不里士回她们的家乡-距离大不里士三小时车程的一个小城。现在我已经忘记了她们多少有些拗口的名字，姑且称其中一位为X，另外位为Y。X显得活泼而Y则略为腼腆羞涩，但比起埃及那两位前台小姐，可以说都是不折不扣的淑女。

 
     “刚才上火车以前我们就看见你了，那时我跟表妹说：我真希望你和我们坐在一起。我懂英语，我想用英语和外国人说话。我还从来没有和外国人说过话。”X的这番话令我受宠若惊，连忙挤出一个最温柔的笑容，告诉她们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伊朗居然能够有机会和女孩子说上话，而且，是和这么漂亮的女孩子！X和Y的脸红到了脖子根，但看得出心里还是很受用。那位母亲似乎警惕到女孩们脸色的反常变化，只可惜一句话不懂，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控制局势，只能任由我们谈下去。抓住这个机会我连连发问，从对霍梅尼的看法一直到想不想交男朋友。姐妹俩对我的提问丝毫不加回避，但有意无意间多少要为自己的国家辩护几句，就象出门在外的我时不时也要硬着头皮为我党我军充当辩护人一样。但从她们的回答里，仍然可以听出许多失望。等待着高中毕业女孩的职业很少很少，但竞争激烈到数百分之一的大学门槛却是那么遥远；男女分校分班的铁则也不会令正当芳龄的女孩子满意；至于身上的长袍，当然谁都不会喜欢，但那是法律...

    她们也问了我很多中国，还有关于旅行的问题，一脸的羡慕。我其实很想告诉她们：这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都同样蜷缩在种种的局限之中，有形的或者无形的，包括你们也包括我。X拿出一本英文的诗集要我为她写一段话，用中文。还有就是写下我的名字和地址，但她很快补充：“地址不写也没关系，我想我永远不会有机会去中国的。”X说这话时流露出的寂寞表情令我漾起一阵难以名状的感动。

 
    我问X和Y将来想做什么，X告诉我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女医生，Y沉默了片刻，抬起头说：“象你一样，做一个Tourist。”这话把我逗笑了，我告诉她Tourist可不是职业，事实上为了当Touri st我丢掉了职业，现在正为这个发愁呢。

 
    我提议一起合一张影。Y立刻高兴地表示同意，X则迅速地掩饰住脸上的兴奋，低声说她必须问一下母亲。而那位母亲则用一个坚定的手势告诉我：No！临下车之前，X送了我一支伊朗产的圆珠笔，说这是她非常喜欢的一支笔，希望我能够在用的时候记起她们。在我离开伊朗之后，这支印着波斯文字，形状多少有些奇特的笔曾经引起过几个背包客的好奇。每当我告诉他们这是来自伊朗女孩的礼物，他们的脸上都会浮现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写得太长了，虽然脑海还飘忽着在这里或者那里擦身而过的另外一些穆斯林女郎的倩影，让我日后再用笔去捕捉她们吧。不过最后还想补充一句：我所遇见的最让我蠢蠢心动的穆斯林女郎，还是在我们的新疆。喀什人民饭店背后那个维族大婶摆的小小的烟摊边，常常坐在小竹凳上、手支着下颌茫然地想着心事的维吾尔姑娘，你大概早已经忘记了那个一天买一包雪莲、买了以后又总是磨磨蹭蹭不肯走的爱说笑话的汉族小伙。你永远不会知道，沉沉暮色里你那双在煤油灯下流盼生辉的眼睛，凝聚了一个风尘过客对那座城市的所有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