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心游行”的第二天，整座城市好像还没缓过神来。街上空荡荡，天气阴沉沉，商店都关着门，也不开灯，反正大家还睡在梦里。我来到普伦茨劳贝格区(Prenzlauer Berg)，信马由缰走在安静的街上，这里随处可见处于不同阶段的整修工程。那种装饰华丽、有新古典风格外墙的大楼鳞次栉比，是德国小资们的新宠。

我有点饿了，找到一家犹太餐馆叫“Am Wasserturm”，门口的小黑板上说他们有罗斯柴尔德男爵酿造的正宗波尔多酒。我在外面坐下，对面是个公园，里面耸立着一座外墙被脚手架包裹着的圆形建筑。我享受着柠檬蔬菜汤和鸡肉面包圈。女招待玛戈达勒娜·苏斯奇卡是个波兰留学生，在柏林学习法律，她穿梭于吧台和路边的一桌学生中间忙着送Maccabee啤酒，即便如此，她还是很热心地回答了我关于这个街区的很多问题。

这家餐馆开了两年，老板是个俄国犹太移民，餐馆名字的意思是“在水塔那里”。玛戈达勒娜朝那边的圆柱形建筑扬了扬头，说那就是这家餐馆名字的来源。“那里的地下室曾经是冲锋队折磨人的审讯室。” 那现在呢？“现在变成幼儿园和一些艺术家的工作室了。”就这样，在正午日光温暖的注视下，我在俄国移民开的犹太餐馆里享用着波兰留学生送来的正宗法国葡萄酒，盯着曾经充斥着法西斯恐怖、而今却滋养着青春与美丽的水塔——这一切都显得正常极了。

结帐的时候，我问玛戈达勒娜怎么才能清楚地判断哪边是“东德的地盘”，哪边是“西德的地盘”。她说：“看见那边人行道上的红绿灯了吗？那是‘交通灯小人’，你要是还能看见他，就表示你还在东德。“

“交通灯小人”是我最没想到的可能被当成“东德”标志物的东西，他是那么精神十足、那么富于想象力并且意志坚强，拿他和柏林的人行交通灯、甚至全世界的人行交通灯上那个僵硬的人形相比，这个光彩照人的小人儿坚实、自信而且充满活力。

但是交通灯小人要消失了，也许是因为柏林政府希望破旧立新吧。虽然人们曾经请愿，希望能保留交通灯小人，但据玛戈达勒娜讲，那很难成功，真是太遗憾了。在我看来，比起波茨坦广场路边小商贩卖的纪念品——柏林墙的碎片或俄国打火机，“交通灯小人”更适合作一个重新统一的城市、国家的标志。像自由女神的钥匙链和埃菲尔铁塔的镇纸一样，把这个意志坚强的交通灯小人的形象印在T恤衫或咖啡杯上，会成为很好的纪念品，成为连接新旧柏林的桥梁。

巴黎吧(Paris Bar)是柏林最著名的一家餐厅，虽然在我所遇到的人里面，只要提到巴黎吧，不论他是否是柏林人，没有一个不皱眉的。那里的食物味道平平，家具布满灰尘，侍者的态度粗鲁到连习惯了鲁莽招待的法国客人都无法忍受的程度。然而，这里却是导演韦姆·文德斯(Wim Wenders)等大牌影星、导演经常出没的地方，所以大家绕来绕去，最后还是都跑到这里来了。尽管每个人都力劝我一定要去那里一次，可我还是把它从我一周的行程里cancel掉了。为此，旧金山来的摄影师吉姆和他的女朋友，还有纽约来的一位建筑杂志的自由撰稿人一直在对我进行说服教育工作。一天，午夜过后，我在街上闲逛，碰到了刚在巴黎吧用过晚餐的这两个家伙，他们满含血泪地向我痛斥了这家万恶的餐馆，然后，力邀我和他们到那儿再喝上一杯，算是亲眼见识一下。

就这样，我在这个城市的最后一个夜晚，被极不情愿地拉到了巴黎吧。侍者非常酷地告诉我，我们不能坐在靠窗的空位子上，因为那里已经有人预订了，尽管桌子上根本就没有预约牌。然后我们就傻坐在那里，完全被侍者遗忘了，他身姿优雅地靠在门上、一边郁闷地盯着大街上车来车往，一边默默地吸着烟。最后，在我们的提醒下，他终于想起我们来了，慢条斯理地拿来法国大餐菜单，我点了一杯咖啡。他不解地看了我半天，对我竟然为了一杯咖啡就打断了他当街的哲学思考感到有些难以置信。

一辆警车呼啸着停在了马路对面，后面跟着拖车。两个警察和拖车司机围住一辆有点滑稽的米黄色小轿车，这种小车我曾经在街上看到过无数次，人们叫它“特拉比”(Trabi)，是以塑料和木材为原料造出来的一种小轿车，样子很怪异，有点像棚车。它的两个圆柱形引擎就像是从割草机上拆下来的。这种车从50年代开始在东德投产，直到两德统一后停产。就像试图清除“交通灯小人”一样，德国政府在过去10年间一直想把它取缔。现在，这种车可成了抢手货，被广大学生和怀旧的人们争相收集。我第一次来柏林的时候，满街跑的都是这种车，可现在它们却像上等的俄国香烟一样少见。

拖车司机手脚麻利地把拖钩挂在特拉比的前杠上，迅速把它拖进柏林沉沉的夜幕里。新柏林的街上又少了一辆老特拉比。

当拖车掠过餐馆时，我看到特拉比在拖车后边摇摇晃晃。我注意到巴黎吧上有一条霓虹灯组成的标语：“原地不动，那就烂掉吧”。在柏林，这句话显得尤其意味深长，这是这座每十分钟就变个样、充满年轻和活力的城市所代表的时代精神。